迄今为止，中国新主流电影正在摆脱题材决定论与表达方式固化的窠臼，进入个性凸显、风格自觉、美学创新与高质量发展的精品化时期，有望构建融合国家话语、民族精神与大众审美于一体的相对成熟的创意、生产和传播体系。作为新主流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主流大片更是肩负重构历史记忆、凝聚家国认同、传承精神价值的关键使命;但毋庸讳言，仍有不少新主流电影和新主流大片深受传统影像思维桎梏，存在史实开掘不深、叙事视角单一、审美语态滞后和价值传播单向等弊端，难以适配数智时代的受众需求及其交互逻辑，往往在宏大话语、社群情感与个体经验之间产生割裂或疏离。

作为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进程乃至人类军事史上绝境突围、以弱胜强的经典战例，“四渡赤水”承载着中华民族坚韧不拔的精神品格与辩证灵活的战略智慧，本来就具备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粗砺的黔地空间质感与强劲的生命情绪张力。《四渡》正是在相关党史、军史和战史研究成果，以及各种口头、图像、电影和电视剧等媒介传播的基础上，试图通过重回历史、重返在地，并重新激活特定处境下的言行举止与身心状态，以多模态、全感知、强交互的新电影思维，[1]重构四渡赤水的历史记忆与诗性叙事，并以此与数智时代最大多数的受众群体展开更加有效的对话和交流。

在一定程度上，电影《四渡》与四渡赤水“以正合，以奇胜”的“运动战”作战思想形成呼应，[2]也践行了《孙子兵法》与四渡赤水内在相通的辩证理念。影片通过不知疲倦的运动影像和无处不在的情动机制，守住了新主流大片的历史本位、价值本位与美学本位，在历史真实与艺术创新、宏大叙事与个体经验、主流话语与大众审美之间形成有效贯通，实现了新主流电影尤其是新主流大片在视听表达及其历史诗性等层面的现代化革新。

一、守正：新主流大片的

价值表达与历史诗性

对作为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新主流大片而言，“守正”是立身之本，也是在新电影思维下展开“正奇”之辩、美学创造与范式革新的前提。诚然，在当下的数智语境中，新电影思维主导的电影实践，远非脱离历史本体、在地感知与个性经验的虚构、猎奇和炫技;相反，它应是在坚守历史真实、主流观念与崇高美学的框架内，最大限度地实现新主流大片的价值表达与历史诗性。

这种价值表达与历史诗性，不仅由血与火映照、生与死交织的悲壮战争所规定，而且由电影生产与接受主体内在的情怀、理想和信念所支撑，并体现在从监制、制片到编导、摄影、主演、群演，以至市场反应、观众反馈等各个环节。影片在严守史实底线、重现历史语境、张扬民族精神、建构家国共同体以及赓续史诗传统、充实崇高美学内涵等核心维度上，夯实了电影的思想底色与艺术品格，彰显出新主流大片的历史担当与文化自觉。

在这里，历史真实性是电影的生命线，也是新主流大片区别于娱乐化叙事、碎片化改编的核心标识。《四渡》始终秉持敬畏历史、忠于史实的创作准则，力图最大限度呈现战争本身的残酷性与复杂性。创作团队查阅了大量权威资料，邀请党史、军史专家全程把关，从战役时间脉络、战术部署逻辑、军阀对峙态势、核心人物史实，到部队徽章样式、战士服装质地、各种作战武器，以及驻地风貌、民俗场景、生活细节等，都予以严格考据和精准复刻，试图以极致写实的影像质感建构沉浸式历史场景。影片还坚持全程在贵州实景拍摄，为此，主创团队重走红军长征路线，深入贵州赤水、娄山关、茅台镇等战役旧址实地勘景、现场采风。[3]更重要的是，四渡赤水历时三月有余、横跨川黔滇三省，战局虚实变幻、攻防频繁转换，形势错综复杂。《四渡》系统梳理了红军自土城受挫、苟坝议兵、娄山关大捷到四渡突围的完整战略进程，客观呈现三万红军将士直面四十万敌军围追堵截的绝境，不回避情报偏差、物资匮乏、战场被动和军心波动的真实困境。这种“全景还原”传奇战役历史的动机，让新主流大片的宏大叙事拥有了更加坚实的史料支持与历史依据，既为新电影思维下的新主流大片划定了探索边界，也为《四渡》的价值表达和历史诗性奠定了坚实根基。

不得不说，主流价值的深度传递与民族精神的当代赓续，是新主流大片的核心功能。通过以蒋介石和毛泽东为代表的国共双方对峙与激战所形成的多条叙事线，《四渡》将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中实事求是、灵活变通的思想品格，浴血奋战、百折不挠的英雄气概，军民同心、守望相助的家国情怀，融入具体可感的电影情节和影音细节，并在多线叙事的平行对比和交叉剪辑中得到强化。更为可贵的是，《四渡》主要采用平视的摄影机视角和带着人体呼吸节奏的运动画面，突破单一的国族叙事和狭隘的意识形态话语，将四渡赤水的绝境突围置于人类生存发展的宏观视野中审视，展现人类在极端困境中淬炼自我、突破绝境、追寻光明的共性气质，使中华民族精神与人类共同价值彼此呼应，极大拓展了新主流大片的精神厚度与思想格局。全片开始的段落，即展开这种超拔的价值表达和历史诗性：在冷寂灰暗、近乎黑白的战斗伤亡场景里，一面鲜红的旗帜从画面中飘过，毛泽东转过头来，沉重地面对镜头，火光在他的身后燃起。在这里，“光”的意象成为象征;同样，在被导演当作全片“核心意象”的段落里，毛泽东孤独地走在田间小道上，漆黑的夜色中亮着一盏移动的马灯。“光”的意象，指向人类不懈突破“黑暗”、追寻“光明”的伟大征途。

这是一种崇高的电影美学实践。事实上，崇高美学是新主流电影尤其是新主流大片的宏大叙事得以成立的美学基底，更是其历史诗性得以生成的重要依凭。迄今为止，新主流大片以宏大的叙事格局、悲壮的审美基调、深沉的家国情怀为特质，已经形成以史载道、以影传魂的崇高美学传统，并承载着新主流电影独有的诗性意蕴与精神强力。在此基础上，《四渡》进一步推动了新主流大片的历史诗性在悲壮厚重的视听造型中自然流露。影片以一场经典战役折射整个长征的艰难历程，以局部战斗突围映照中华民族近代求索奋进的历史大势;同时，在沉郁顿挫的审美氛围里，不回避绝境的困顿、战争的血腥与牺牲的惨烈，以悲壮厚重的影像质感凸显革命胜利的来之不易，使受众在不可多得的审美震撼与情感共鸣中，获得心灵的净化与精神的洗礼。

5月22日，《四渡》联合摄制方贵州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谢念在电影业高质量发展论坛上分享影片时表示：“人生纵有至暗时刻，信仰永远是希望的渡口。《四渡》让历史有温度，人物有血肉，精神有回响。”同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制片人于冬也希望通过《四渡》，让年轻人理解“渡”的内涵，“不仅仅是四次渡过赤水河，更是度天下、度苍生、度自己人生的艰难和困境”，希望每一个人在电影中能够找到自己的精神力量。[4]精神的回响与力量，就是《四渡》的价值与诗性之所在。

二、出奇：新电影思维下

新主流大片的整体突围

“出奇”是在“守正”基础上，努力挣脱新主流电影多种桎梏，实现数智时代审美突围与受众共情的重要路径，也是新主流大片的宏大叙事与崇高美学完成现代转化的关键。正因如此，《四渡》的“出奇”，可以被视为新电影思维下新主流大片实现整体突围的重要契机。

在多模态叙事、全感知审美与强交互传播的新电影思维下，数智媒介转型与电影本体自觉的双重语境，正在生成一种新的视听认知体系与电影运作范式，试图融通数智技术与人文诗性，重塑当代电影的叙事逻辑、视听形态与观众接受机制，为新主流大片的具象化、年轻化与共情化搭建可持续创新的平台。以此观之，《四渡》可谓从叙事架构、视听语言、人物肌理和传播范式的“四奇”维度展开系统性创新，回应了“以奇胜”的当代电影命题。

一奇：《四渡》以“出奇”的高层战略与基层生命双线共生的叙事结构，辅以多向度人物关系转换与灵活多变的摄影机视角，形成多维立体、层次丰富的叙事框架。其中，高层战略叙事聚焦三次遵义会议后红军战术调整、战场反思、观点争论与突围决策的完整链条，以及国民党高层的即时反应和针锋相对，既展现四渡赤水的战略智慧，又保证历史叙事的专业性与完整性;基层生命叙事则对准红军将士与底层民众的生存状态，以个体抉择及其生命高光填充历史空白，为冰冷的战争注入温热的情感。这种双线多维、有主有次、有正有奇的叙事结构，有利于观照众多个体的生命体验并深入微观史的褶皱，以此消解新主流大片囿于精英视角、线性叙事和宏大话语所造成的，与普通受众之间的割裂感和疏离感，扭转新主流大片重集体轻个体、重结果轻过程的弊端，真正实现银幕与观众的有效链接。

二奇：《四渡》凭借“博纳影业”十多年来主投、主控国产新主流大片的丰富经验，整合监制刘伟强在商业大片领域与导演徐展雄在新主流电影领域的经验积累，以“出奇”的运动影像效果和强烈的视听冲击力，促成银幕内外的共情，激发电影本身的感染力。影片创新性地运用战术可视化手段，通过分层镜头与特效辅助，在室内空间的沙盘和棋局中直观呈现军队部署、行军路线与攻防转换;引入类型化商业片的极速剪辑手段，依据场景进行差异化镜头调度，并以快慢交织、张弛有度的剪辑节奏，搭配干净凌厉的动作设计，使战争场面彻底摆脱程式化。影片还从空间美学与在地情感的角度，择取黔北喀斯特山地与赤水河谷的独特地貌，将山水空间与战术叙事深度绑定，实现自然美学、战争美学与历史诗性的交融共生。

三奇：鲜活的群像肌理与容势的人物造型。为尊者讳，为亲者避，为贤者隐，往往导致人物形象塑造的扁平化、刻板化与标签化，这更是新主流电影尤其是新主流大片的根本症结。失去独立人格、个性特质与个体情感的银幕形象，不仅无法重现角色的形神，而且更难触发观众的共鸣。《四渡》之“奇”，在于通过实态还原与势态赋能的辩证关系，为人物形象及其角色呈现带来更具包容性和延展性的想象空间。影片里，刘烨饰演的毛泽东，在常态中显领袖魅力，在非常态中露凡人本色，虚中是实，不似中更似;王耀庆饰演的蒋介石，虽然出场机会有限，但亮相频率不低，主要通过相对内敛的表演刻画其内心真实;李九霄饰演的林彪，戏份更少，却在短暂的“亮相”镜头里让人耳目一新，给人难忘的印象;林永健饰演的贵州省主席兼国民革命军第25军军长王家烈，则将生活化表演与表演式生活结合起来，成了观众眼中一个活脱脱的末代“贵州王”。实际上，人物造型层面的“容势”特征，也彰显出《四渡》全片所散发的包容性气度与整体性氛围。

四奇：《四渡》通过银幕上下的应答机制与影院内外的行业协同，有望在政界、业界、学界、媒体与受众等各方力量的多向联动中，实现主流大片面向全域受众的强力交互，完成主流价值的柔性传播。确实，新主流电影尤其是新主流大片“，既要流量也要正能量”，[5]既要文本层面的精心编码和接受层面的会心解码，也要文化层面的用心培育和社会层面的耐心资本。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成为一个“现象级”的电影事件，并最大限度发挥中国电影的交互传播功能与主流价值功能。仅就文本层面的精心编码而言，《四渡》即通过历史时空与银幕时空中彼此分离而又相互观照、内在呼应以至声息相通的叙事线和视听动机，在银幕上下建立了历史人物之间、历史人物与当下观众之间不可或缺的应答机制。

三、奇正相生：《四渡》与新主流大片的

美学辩证和范式革新

“正”为新主流电影的本体根基和价值之道，“奇”为《四渡》与新主流大片的方法论突破和时代性创造，二者相依相生、有机统一，构成新电影思维下新主流大片的核心辩证法。《四渡》正是以主流价值与崇高美学之“正”立历史之骨血，以叙事、视听、人物、传播之“奇”传电影之形神，正奇相生，有望实现新主流大片的美学辩证与范式革新。

《四渡》是新电影思维下新主流大片在“守正”与“出奇”深度融合方面的重要尝试。影片既为同类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与艺术创作划定了创新边界，又以新电影思维为支点，重构了新主流大片以价值守正为基、叙事创新为脉、视听赋能为形、交互传播为果的相对完整的生态模型，实现了创作理念从单向说教转向共情化人，叙事体系从宏大单一转向宏微共生，视听美学从传统写实转向现代沉浸的三重范式转型，更以“四奇”再一次激活了中华民族丰富的历史文化潜力，进一步将静态的文献、史料、山水与自然活化为可共情、可共享，也可共创的资源。

与此同时，《四渡》正奇相生的美学辩证和范式革新，也让影片兼具厚重的历史诗性、崇高的美学品格与强劲的时代传播力，完整呈现出新时代新主流大片复杂深刻而又悲天悯人的精神特质。影片所禀赋的超越性宏阔视野，拓展并升华了新主流大片的审美内涵与诗性格局，也为中国电影讲好中国故事、建构自主话语体系提供了一条重要路径。

诚然，《四渡》不可避免地存在缺憾，尤其在赋予中国故事以人类诗性与世界意义层面仍有待深化;但在中国电影尤其是新主流大片期待迈向高质量精品化发展的语境中，《四渡》的出现，仍具有重要的范式价值与启示意义。